一、基本案情
原告甲金店系个体工商户,自1982年起经工商管理机关登记成立。其经工商局核准登记的经营范围为饰品经营。后原告见经营金银首饰有利可图,便利用“首饰”一词不十分明确的含义,逐步转向以金银首饰为主要的经营范围,其中包括加工、销售金银及其制品。为整顿黄金市场秩序,2000年9月6日中国人民银行乙市支行与乙市公安局组成联合执法队,对非法经营黄金的行为联合进行查处时,发现原告及其它四家个体金店仍然将黄金饰品摆在柜台上公开销售。乙市公安局进行检查后,作出了刑事扣押决定,扣押了摆在柜台上销售的黄金饰品,给当事人出具了刑事扣押清单。乙市公安局经调查后认定,甲金店非法收购、倒卖黄金犯罪事实证据不足,遂于2000年11月8日将扣押的黄金饰品交由中国人民银行乙市支行处理。2001年1月15日,甲金店以中国人民银行乙市支行和乙市公安局为被告向该市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二、原被告双方诉讼请求
原告在起诉书中称,从1982年起,原告就已经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领取合法经营金银饰品的执照,其经营范围为加工金银饰品,并依法缴纳工商管理费和税款。乙市公安局将扣押的黄金饰品移交中国人民银行乙市支行后,乙市支行无权做出贬值收购处理,其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金银管理条例》的有关规定,已构成滥用职权。同时原告还认为被告中国人民银行乙市支行未做出任何书面处理决定,也违反了法定程序。故要求法院撤销被告做出的收购处理的决定,并责令被告将该饰品返还原告。
第 1 页
被告在答辩中则认为被告依据法律的规定,对被告做出贬值收购的行政处罚,行为合法有效,程序合法,故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三、法院的审理和判决
经审理查明,2000年9月6日上午,被告人民银行乙市支行牵头,乙市公安局派出干警,联合检查乙市非法经营黄金行业情况。在检查中,发现原告在无专营黄金业务许可证的情况下,公开地将标有重量的黄金饰品明码标价摆在玻璃柜台内销售,乙市公安局认为原告的行为涉嫌非法经营黄金,当即扣押了原告的金项链七条、金戒指三十三个、金耳环十五对、金耳丁十二对,共225克,经询问原告,其承认无证经营,并有少量收购销售金饰品。十一月四日,原告向省公安厅地方公安处申请复议。在复议期间,乙市公安局审查认为原告非法收购、倒买倒卖黄金犯罪事实证据不足,将扣押物品移交人民银行乙市支行处理。十一月十六日,被告人民银行乙市支行以原告计价使用金银,变相买卖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金银管理条例》第七条之规定,依据《条例》第三十一条第五款规定,对原告作除了行政处罚决定,将原告的黄金饰品作了贬值收购处理,60%价款归原告,40%上缴国库。
第 2 页 后经审理,法院做出如下判决:
维持被告乙市公安局二○○○年九月六日对原告甲金店黄金饰品的扣押行为;维持被告中国人民银行乙市支行的行政处罚决定。
四、简要评析
本案主要涉及两个法律问题,也是行政诉讼中法院审理案件主要应解决的问题,一是中国人民银行乙市支行是否有权贬值收购甲金店的黄金饰品,即乙市支行是否滥用职权;二是收购程序是否合法。下面对此作详细分析。
乙市人民银行的贬值收购行为是否违滥用职权的行为
《中华人民共和国金银管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第四条规定,国家管理金银的主管机关为中国人民银行。这一条款明确确立了对金银这种作为限制流通物的特殊物品的主管机关为中国人民银行,排除了其它行政机关作为金银主管机关的地位。《条例》第七条又规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一切单位和个人不得计价使用金银,禁止变相买卖和借贷抵押金银。《条例》十九条规定,申请经营?包括加工、销售?金银制品、含金银化工产品以及含金银的废渣、废液、废料中回收金银的单位,必须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和审批程序,经中国人民银行和有关主管机关审查批准,在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发给营业执照后,始得经营。《条例》又在奖励和惩罚一章中明确规定,违反第七条的规定的,由中国人民银行进行强制收购或贬值收购;违反第十九条的,由工商管理机关处以罚款或没收。由此可见,如果适用《条例》第七条,则人民银行有权处理;如果适用第十九条,则人民银行无权处理,本案中人民银行的行为也就构成滥用职权。这个问题是当事人双方争议的焦点之一。
第 3 页
从表面上看,似乎中国人民银行和工商管理局在金银管理中都有一定的管理权限。但是,中国人民银行作为主管机关,其管理权限与工商机关的权限是不同的。中国人民银行对金银的管理权限是全面的,居第一位的,是其它一切管理机关介入管理的前提,它包括对金银收购、金银配售、经营单位和个体金银的管理以及进出境管理等全方位的管理,这是由《条例》所规定的,同时也是由经营金银作为特种行业所决定的。而工商局的权限却是限于某一方面的,居第二位的,是一种后序管理。这种区别可以从条例第四章中看出来。在这章中,中国人民银行和工商管理局都对金银经营市场享有一定的管理权限,存在着一定的分工。但是,这种分工式的管理是建立在两个部门的不同的行政管理职能上的。在对金银市场的管理中,中国人民银行的管理是主要的、在先的,是工商管理机关介入管理的前提,其主要表现在对金银市场的准入方面,即申请经营金银“必须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和审批程序,经中国人民银行和有关机关审查批准”。这种市场准入的审查和批准,是其它一切管理介入的大前提。换言之,如果没有中国人民银行的入市管理,包括审查、批准,则根本谈不上工商机关的管理。更进一步说,任何单位或个人的入市申请在中国人民银行审查批准后,其是否领取执照后再经营,或者能否领取营业执照,或者是否在法定的营业范围内经营,则应由工商管理机关管理。因此,最基本的原则是,先由中国人民银行审查批准,后由工商管理机关管理,这种先后顺序是不能颠倒的。在本案中,作为原告的甲金店,未经中国人民银行的批准,也没有取得《经营黄金制品许可证》就私自经营黄金及制品,属于非法经营,破坏了国家对金银及其制品的统一管理,扰乱了金融市场秩序,故应由中国人民银行进行管理。如果不对其进行管理,则中国人民银行就没有履行自己的法定职责,就是一种失职的行为。因此,在本案中,中国人民银行的管理活动根本就不是滥用职权,其行为正是依法履行自己的法定职责的一种行为。
第 4 页 关于中国人民银行乙市支行贬值收购的程序问题
在行政活动中,行政机关实施任何行政行为都必须遵守一定的程序,以确保行政行为相对人的合法权益不受侵犯,同时保证行政行为的效率。依照一定的程序实施行政行为也是行政机关的一项义务,行政机关必须履行自己的义务。但是,依据行政法学理论和行政执法的实践,行政行为按照不同的标准可以分为不同的种类,而不同种类的行政行为是具有不同的程序要求的。有的行政行为具有法定的程序,行政机关必须按照法定的程序严格进行,任何方法、步骤、顺序、时限上的违反便会构成对程序的违反。有的行政行为并没有严格的要求,而没有法定的程序,只要求行政机关在程序上做到一般的合理或者正当。因此,要确定何种行政行为遵循何种程序,首先就得对该种行政行为定性。在明确该行政行为的性质以后,行政机关才能根据该行为的程序要求实施。
在本案中,对于中国人民银行乙市支行的贬值收购行为的定性,原告、法院,甚至包括被告中国人民银行乙市支行都没有争议?被告对原告黄金饰品贬值收购采取的是行政处罚的形式?,即都一致认为是行政处罚行为。当然,在审理中,原被告双方及法院也未对该行为的性质作任何的分析和论证。但是,将中国人民银行的这种贬值收购行为定性为行政处罚行为是很值得商榷的。我们认为,不能仅仅因为它是出现在行政法规中的附带有一定惩罚性质的行为就将其定性为行政处罚;它不是一种行政处罚行为,而是一种行政强制执行行为。
第 5 页
从理论上分析,行政处罚与行政强制执行是有本质区别的,这主要表现在:
从性质上看,行政处罚是在行政相对人违反法律的规定,拒不履行法定义务的情况下,行政机关为其设定新的义务或进行权利限制,本质上是一种惩罚性的、制裁性的法律责任表现形式。而行政强制执行本质上不对当事人科以新的义务,而是为保障行政决定而采取的执行行为。从目的上看,行政处罚的目的是为了制裁相对人违反法律规定的义务的行为,其着眼点在于对“过去”违法行为的惩罚;行政强制执行的目的在于敦促义务人履行义务或实现与义务相同的状态,其着眼点在于“将来”义务的实现。
对于强制收购的定性,行政法学理论上都认为是直接强制执行,这已是共识,行政实践中也是按照直接强制执行来操作的。但是,对于贬值收购的定性,理论界并未提及。结合《中华人民共和国金银管理条例》规定的精神,对贬值收购的性质进行分析,我们认为,贬值收购也是行政直接强制执行。因为,同强制收购相比,贬值收购在性质上、特征上并无本质的区别。从性质上看,贬值收购并没有科以新的义务,其本质上是为了保证行政决定而采取的执行行为。其目的在于敦促义务人履行义务,而不在于制裁相对人违反法律规定的义务,不在于对相对人过去违法行为的惩罚。从贬值收购的特征上看,同强制收购一样,这种由中国人民银行代表国家进行的购买具有强制性,不象一般的民事上的交易活动那样,买卖双方当事人必须具备合意。它是一种强制购买,因而它排除了一般买卖活动中的意思自治这一根本特征。同时由于这种购买还是在贬值的基础上进行的,它就具有更明显的强制性。当然,贬值性的购买,也具有一定的惩罚性,但惩罚性只是附属的特征,并不影响它的本质。实际上,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金银管理条例》第31条第?五?项规定中国人民银行行政强制执行权的同时,紧接着规定了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的行政处罚权,即情节严重的,由工商管理机关处以罚款或者没收。这里,同中国人民银行实施的行政强制执行行为相比,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实施的行政处罚就是一种明显的惩罚性和制裁性的行为。由此可以看出,只有在当事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金银管理条例》第7条的行为情节严重,需要给予惩罚和制裁时,才对当事人科以行政处罚即罚款或没收。
第 6 页
由于我国立法工作的滞后,到目前为止,我国还没有制定统一的行政程序法,也没有制定行政强制执行程序法,行政强制执行,包括直接行政强制执行的具体实施程序至今尚无明确的法律规定,因此,并不存在法定的行政强制执行程序。我国国家行政执法机关在行使法定的行政强制执行权时,也就没有法定的程序可遵循。因此,不能说中国人民银行乙市支行在本案中存在违反法定程序的行为。
当然,在依法行政的现代化法治背景之下,任何行政活动的开展都应遵循一定的程序,具体行政行为的实施也要遵循一定的程序上的要求,执法人员同时也应当具备最基本的程序观念。在没有法定程序可遵循的情况下,执法人员也可以依照一般的法理学上公认的程序进行。这就要求执法人员具备较高的法律意识和较丰富的法律知识。而这正是我们国家政府部门及各执法机关和执法人员正在努力的方向。但是,在行政诉讼上,在行政行为的实施没有法定程序可循的情况下,司法机关就不能依据学理上的共识判决执法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程序违法而要求他们承担行政责任,这也许是司法实践中更应值得注意的问题。

发布部门: 最高人民法院 发布文号: [2003]行他字第11号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
你院京高法[2003]191号《关于当事人不服商业银行行政处罚提起行政诉讼,应如何确定被告的请示》收悉,经研究,答复如下: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第十二条和《支付结算办法》第二百三十九条的规定,商业银行受中国人民银行的委托行使行政处罚权,当事人不服商业银行行政处罚提起行政诉讼的,应当以委托商业银行行使行政处罚权的中国人民银行分支机构为被告。此复2003年8月8日附: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当事人不服商业银行行政处罚提起行政诉讼,应如何确定被告的请示京高法[2003)191号最高人民法院:
近日,我院分别受理了北京达明伟业经贸有限公司诉中国人民银行行政处罚纠纷上诉案、北京思曼百浪工贸有限公司诉中国人民银行行政处罚纠纷上诉案,该两起案件均涉及当事人对商业银行实施的行政处罚不服而提起行政诉讼,应如何确定被告的问题,特向你院请示。
一,基本案情 北京达明伟业经贸有限公司诉中国人民银行行政处罚纠纷案
北京达明伟业经贸有限公司诉称,2000年公司成立后,在中国建设银行石景山支行开设一账号。2001年11月23日,达明伟业公司在该账号还有43万元的情况下,开出一张40万元的转账支票。石景山支行认为达明伟业公司开出的是一张空头支票,于2001年11月26日以开出的支票印签不符为由,依据《票据管理办法》、《支付结算办法》作出行政处罚,强行从达明伟业公司账户上划走20000元。达明伟业公司认为石景山支行行政处罚的权力来源于中国人民银行的行政委托,以中国人民银行为被告提起行政诉讼,请求人民法院判决撤销石景山支行作出的行政处罚。一审法院裁定不予受理,达明伟业公司不服裁定,向我院提起上诉。
北京思曼百浪工贸有限公司诉中国人民银行行政处罚纠纷上诉案
北京思曼百浪工贸有限公司诉称,自己开办的新街口电讯器材营业厅自2000年始便在北京市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街口支行开设账户,进行款项往来中的结算业务。2001年11月30日,思曼百浪公司因业务需要,签发收款人为孙云才,票面金额为人民币32000元,号码为526744的转账支票一张。由于出票时较为匆忙,导致该支票上的财务专用章部分重影。2001年12月3日,新街口支行以印签不符为由,依据《票据管理办法)、《支付结算办法》对思曼百浪公司处以支票票面金额5%的罚款,出具该行印制的“特种支票借方传票”为载体的书面罚款凭证,并从账户上强行划走罚款。思曼百浪公司认为新街口支行行政处罚的权力来源于中国人民银行的行政委托,以中国人民银行为被告提起行政诉讼,请求人民法院判决撤销新街口支行作出的行政处罚。一审法院裁定不予受理,思曼百浪公司不服裁定,向我院提起上诉。
二、中国人民银行就《支付结算办法)相关法条的解释
我院受理当事人的上诉后,在审理案件过程中认为中国人民银行制定的《支付结算办法》第二百三十九条关于“对单位和个人承担行政责任的处罚,由中国人民银行委托商业银行执行”存在模糊理解,不能确定商业银行行使行政处罚权力来源于中国人民银行的行政委托还是行政授权。我院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十一条第项的相关规定,函请中国人民银行对该条作出明确解释。中国人民银行以《中国人民银行关于结处处罚问题的复函》对《支付结算办法》第二百三十九条的含义解释为:对单位和个人违反银行结算管理制度行为的行政处罚,由中国人民银行授权商业银行实施。这里的“中国人民银行授权”包括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分行、营业管理部、省会城市中心支行、支行的授权。石景山支行对单位和个人违反银行结算管理制度的行为实施行政处罚,应当由中国人民银行营业管理部授权。根据该解释,石景山支行和新街口支行作出行政处罚权力应当来源于中国人民银行行政规章的授权。
三、我院请示意见 就此类案件应如何处理,存在着不同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此类行政案件应以商业银行为被告。理由是:我国行政诉讼法只规定了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实施行政行为时,被授权的组织是被告;行政机关委托其他组织实施行政行为的,委托机关是被告。对于规章授权行政机关的内设机构、派出机构和其他组织行使行政职权的应当由谁做被告,行政诉讼法没有作出规定。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一条规定,行政机关在没有法律、法规和规章规定的情况下授权其内设机构和派出机构或者其他组织行使行政职权的应当视为委托,当事人不服提起诉讼的,应当以该行政机关为被告,在事实上承认了行政机关在规章规定的情况下授权其内设机构和派出机构或者其他组织行使行政职权的应当视为规范授权,当事人不服提起诉讼的,应当以实施该行为的机构或者组织为被告。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关于结处处罚问题的复函》的解释,商业银行对单位和个人违反银行结算管理制度的行为实施行政处罚,其权力来源于行政规章的委托,因此当事人对商业银行实施的行政处罚不服,应以该商业银行为被告。
第二种意见认为:此类行政案件应当以中国人民银行营业管理部为被告。理由是:《支付结算办法》第二百三十九条规定,“对单位和个人承担行政责任的处罚,由中国人民银行委托商业银行执行。”从字面上理解,商业银行对单位和个人实施行政处罚,是受中国人民银行委托作出的。且依据《中国人民银行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第六条关于人民银行处理金融违法行为管辖分工的规定,该两起案件的行政委托方应是中国人民银行营业管理部。所以,当事人对行政处罚不服,只能起诉委托机关,即中国人民银行营业管理部。
第三种意见认为:此类行政案件应以中国人民银行营业管理部为被告,但理由不同于第二种意见。《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十七条规定,“法律、法规授权的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可以在法定授权范围内实施行政处罚。”《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规定,“由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所作的具体行政行为,该组织是被告。”据此,我国目前的法律只认可了法律、法规可以授权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实施行政处罚权,而规章不可以授权。此类行政案件,中国人民银行通过行政规章对商业银行授权实施行政处罚权,该授权没有法律依据,不能成立。另《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十八条规定,“行政机关依照法律、法规或者规章的规定,可以在其法定权限内委托符合本法第十九条规定条件的组织实施行政处罚。行政机关不得委托其他组织或者个人实施行政处罚。”第十九条第项规定,受委托组织必须是依法成立的管理公共事务的事业组织。按照我国政治、经济体制改革政企分开的要求和有关法律规定,商业银行应为企业,而不是事业组织。因此,中国人民银行委托商业银行实施行政处罚的行政委托行为无效,行政委托也不成立。这种情况下,商业银行从上诉人账户上自行划走资金的行为,应视为协助行政机关执行行政处罚的行为,而行政处罚应视为由中国人民银行营业管理部作出。上诉人对行政处罚不服,应起诉中国人民银行营业管理部。
经研究,我院倾向于第二种意见。 以上意见是否妥当,请指示。

案情简介

2001年12月23日,原告蒋韬看到《成都商报》刊登的中国人民银行成都分行的招录公务员广告,其中规定招录对象条件之一为“男性身高168公分,女性身高155公分以上”,原告认为这侵犯了公民的宪法权利,于是向武侯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被告在接到法院送达的起诉状副本后,重新在发布报名考试的《成都商报》上以相同的形式、版面、和位置发布的广告中,取消了以前身高限制的规定。

原告诉求

原告在起诉中写道:被告招考国家公务员这一具体行政行为违反了宪法第33条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的规定,限制了他的报名资格,侵犯了其享有的依法担任国家机关公职的平等权和政治权利,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他请求确认“含有身高歧视的”具体行政行为违法,停止发布该内容的广告等。

法院判决

受案法院认为,蒋韬提起的诉讼不属于行政诉讼法规定的受案范围,不符合法定的起诉条件,依法裁定驳回原告蒋韬的诉求。一是中国人民银行成都分行招录行员行为不是其作为金融行政管理机关行使金融管理职权、实施金融行政管理的行为,因此,不属于被告的行政行为范畴,依法不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的主管范围;二是被告的这一行为在作出时并未对外产生拘束力或公定力。该行为的效力只有
在招录行员的报名期间即“2002年1月11日至17日”这期间才产生。而被告成都分行在该行为产生效力之前就已自行修改了《招录行员启事》内容,撤销了
对招录对象的身高条件规定,消除了该行为对外部可能产生的法律后果和对相对人的权利义务产生的实际影响。因此,被告的行为实际上并未给原告及其他相对人报
名应试的权利造成损害。原告蒋韬所称的侵权事实是尚未发生的事实,不具有可诉性。

行政诉讼受案范围

第十一条人民法院受理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对下列具体行政行为不服提起的诉讼:

(一)对拘留、罚款、吊销许可证和执照、责令停产停业、没收财物等行政处罚不服的;

(二)对限制人身自由或者对财产的查封、扣押、冻结等行政强制措施不服的;

(三)认为行政机关侵犯法律规定的经营自主权的;

(四)认为符合法定条件申请行政机关颁发许可证和执照,行政机关拒绝颁发或者不予答复的;

(五)申请行政机关履行保护人身权、财产权的法定职责,行政机关拒绝履行或者不予答复的;

(六)认为行政机关没有依法发给抚恤金的;

(七)认为行政机关违法要求履行义务的;

(八)认为行政机关侵犯其他人身权、财产权的。除前款规定外,人民法院受理法律、法规规定可以提起诉讼的其他行政案件。


我的评述

我认为成都银行的做法,是严重违反了行政法的基本原则的。

当事人不服商业银行行政处罚提起行政诉讼的,第 4 页 关于中国人民银行乙市支行贬值收购的程序问题。一它违反了行政公平的原则。所谓行政公平就是,不歧视,平等的对待相对人,任何人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其中规定招录对象条件之一为“男性身高168公分,女性身高155公分以上”,这侵犯了公民的宪法权利,任何人都应当有平等的机会就业,即便不是实质的平等,但是我们应该追求起点的平等,机会的平等。人民银行成都分行作为行政机关的组成部分,其招录人员却对身高有限制,而且并不是必要的条件。如果说是招录大堂经理或是门面咨询开户人员,对其身高外貌有一定要求,还情有可原,因为要维护人民银行的形象。然而蒋韬案件并不是属于此类,招录时对身高限制显然是歧视,违反了公平的原则。

www.56.net ,二成都银行的做法违反了行政法里的,比例原则。所谓比例原则是兼顾行政目标的实现与手段的适当性,把公共利益与人权利益相结合。具体要求有:适当性原则;必要性原则;均衡性原则。成都银行招录人员却对身高有限制,而且并不是必要的条件。违反了必要性原则。——如果说是招录大堂经理或是门面咨询开户人员,对其身高外貌有一定要求,还情有可原,因为要维护人民银行的形象。然而蒋韬案件并不是属于此类,招录时对身高限制显然是不必要的,违反了行政法里的比例原则。

对于蒋韬案件,我认为蒋韬代理人有不恰当的地方,法院判决亦有不公平牵强的地方。

蒋韬案件的败诉,一定程度是他的原告诉求的不当。——他在起诉书中写到“被告招考国家公务员这一具体行政行为违反了宪法第33条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的规定”这就犯了最致命的错误,而且不知道他的律师为什么不告知他。我国宪法不具有可诉性!!原告提起此例行政诉讼所依据的并不是法律、法规和地方性法规,也不是规章,而是宪法。也就是说,原告要求法院认定被告的行为违宪。但是,由于我国现行法律没有赋予法院审查行政机关的行为违宪的权力,因此,原告的诉请不属于人民法院行政审判权的范围。

然而法院判决中以“中国人民银行成都分行招录行员行为不是其作为金融行政管理机关行使金融管理职权、实施金融行政管理的行为,因此,不属于被告的行政行为范畴,依法不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的主管范围”这显然是不正确的,人民银行属于国家金融行政管理机关,而其对人员招录,属于实施金融行政管理的行为的范畴。就打比方,一棵大树的功能是给人们乘凉净化空气,而具体工作由树叶完成。因为树枝没有遮蔽功能,而否定树枝作为大树功能必要的一部分,而将他分离显然是不正确的。

这个案件给我的启示是:

一一定要学好理论知识,现在的律师无论什么教育背景,只要过了司法考试就可以就业。很多基础的知识都十分不扎实。就像蒋韬案件,他的代理人从起诉的开始就注定会输!我国宪法有可诉性吗?没有!这是最基本的概念,居然用宪法来作为法律依据!可笑!原告提起此例行政诉讼所依据的并不是法律、法规和地方性法规,也不是规章,而是宪法。也就是说,原告要求法院认定被告的行为违宪。但是,由于我国现行法律没有赋予法院审查行政机关的行为违宪的权力,因此,原告的诉请不属于人民法院行政审判权的范围。这是属于典型的技术性失误。我们法律人应该避免的。虽然我们法院没有直接指出,却十分委婉的判决;认为,蒋韬提起的诉讼不属于行政诉讼法规定的受案范围,不符合法定的起诉条件,依法裁定驳回原告蒋韬的诉求。

第二国家机构在行使职权时应该,坚持合法行政原则,合理行政原则,比例原则,公平公正原则。要平等对待行政管理相对人,不偏私、不歧视,还有坚持程序正当原则,高效便民原则,诚实守信原则,权责统一原则。

第三我们应该思考是否应该赋予法院违宪审查的权利,如何能做到违宪审查。现今我国违宪审查,基本还没起步。有以下几个特点;

从法律规定来看,提起违宪审查的主体过窄。按照立法法的规定,有权启动违宪审查的主体是国务院、中央军事委员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其他国家机关、团体、企事业组织以及公民只有建议权,没有启动权。这种法律制度设计的本身限制了提起违宪审查的主体范围,不利于公民权利的行使。特别是从实践中看,有权提起违宪审查的机关很少提起,实际上提起违宪审查的都是公民个人。

2.违宪审查缺乏完善的组织机构保障。2000年通过的立法法对违宪审查的组织机构作了原则的规定,即对于国务院、中央军事委员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违宪审查要求,由常务委员会工作机构分送各有关的专门委员会进行审查、提出意见。对于其他机关、团体、企事业组织及公民提出的违宪审查建议,由常务委员会工作机构进行研究,必要时,送有关的专门委员会进行审查、提出意见。经过几年的违宪审查运行实践,在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法制工作委员会下设立了法规备案审查室,负责法规备案及违宪违法审查工作。该室是法工委下属的一个工作机构,并没有实际撤销违宪违法的法规的权力。依工作流程,当它认为某部法规存在违宪违法问题时,先要提交给专门委员会,经专门委员会审核后,上报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审查。该室工作人员只有十几人,从人力上看,由其审查每年全国1000余部法规的难度也很大。

3.立法法规定的违宪审查范围较窄,未将司法解释及有关国家机关的活动、政治团体和其他社会团体的活动包括进去。立法法中规定违宪审查的范围是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其涵盖的范围相对较窄。

4.违宪审查制度的程序规定不完善。目前立法法只是对违宪审查的程序作了原则性的规定,没有具体、详尽的可操作性、刚性的规定。马克思说:“程序是法律的生命形式,是法律的内在生命的表现”。程序规定的不完善,往往会影响到违宪审查的进行及效果。

我个人认为国家应该适当下放违宪审查权给法院,至于如何让宪法更能保障人民生活,还需要进一步研究。

发表评论

电子邮件地址不会被公开。 必填项已用*标注

相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