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米是另外一个例子。2015/16年的进口配额是720万吨,但由于多年来进口的增加以及中国本地产量提高,中国应该会减少至少一半的进口配额。

强劲的贸易形势一直受到过去五年供应增加的支持。供应增长速度一直快于需求增长速度。2008年全球食品危机造成价格高企,而此后2011年和2012年全球出现干旱天气,进一步推动价格上涨,促使农户种植更多的谷物和油籽。美国农业部数据显示,2010/11年度到2014/15年度期间,玉米和大豆播种面积增长了11%,而主产区单产增加,天气良好,意味着产量增长21%。

www.56.net ,中国大豆从世界最大的生产国,变成世界最大的购买客户,如此戏剧性的变化到底是怎么发生的?
20世纪下半叶,中国大豆完全自给自足,是世界最大的大豆生产国。大跃进前(1959-1961年),中国大豆的出口一度对前苏联非常重要。大豆产量从80年代的900万吨增长到1994年的1600万吨高峰。随后的几年里,产量亦稳步增长。
直到1990年代,中国仍然是大豆净出口国。在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期,大豆出口超过100万吨,完全不需要进口。
随着中国对全球市场开放程度的提高以及大豆产品需求的增长,中国大豆产业在1990年和2000年开始发生巨大变化:
中国曾经是美国、阿根廷、巴西在世界大豆出口市场的竞争对手,如今却成为它们最大的客户。
怎么会需要这么多大豆?
过去大豆主要用于豆制品的消费,养殖业的兴起带动了饲料需求增长,豆油的消费也不断增加,于是大豆市场的结构发生了变化。
现代养殖业的需求 中国的经济改革同时开启了持续到今天的营养变革。
中国家庭的食品消费以前以植物产品为主,现在已经多样化,肉类产品(牛肉、猪肉和家禽)和乳制品的消费量增加。

到2013年,每个居民每天总可用食物量接近3000大卡,其中包括高比例(20%以上)的肉类卡路里。
●1985年至2015年,猪肉产量增加了3倍,目前仍是中国主要肉类产品,占肉类总产量的57%。家禽产量增加了18倍,牛肉产量增加了15倍,羊肉产量增加了7倍。
这些增长都是由人均消费以及人口增长推动的。2014年人口净增长约700万,但在未来几十年增速将会放缓,到2030年中国人口将达到15亿。
人均消费的主要驱动力是日益增长的购买力和城镇化。
●美国农业部统计,2014年中国人均肉类消费量为33.6公斤,牛奶和乳制品的人均消费量仍然很低,为12.6公斤。
●这两类需求将在未来几年增加。但是,人口老龄化可能会减慢消费增速,独生子女政策的调整不太可能扭转这一趋势。
肉类消费(主要是鸡肉和猪肉)的增长导致对动物饲料的需求上升,包括谷物和大豆。
基于食品安全和经济原因,政府推动大规模现代养殖业的发展,而传统的小型养殖户逐渐退出。
●2002年-2010年间,3000头以上的养猪场占比从5%上升到18%。在乳品行业,拥有1000头奶牛以上的养殖企业从从2002年的3%增加到2015年的20%。
因此,自混饲料的使用不断减少,工业化饲料使用量增加,对豆粕的需求随之增长。
中国豆粕产量从1997/98年的800万吨增加到2014/15年的5400万吨。
中国的现代饲料工业始于1975年,到2012年产量近2亿吨,成为世界最大的饲料生产国。
豆油成为第一大消费油种
随着经济增长和城市化进程,中国人均食用植物油消费量从1996年的不足8公斤上升到2014年的24公斤,低于美国和欧洲,但高于世界平均水平。
中国食用植物油总消费量从1000万吨增加到3300万吨。
在总消费急剧增长的十几年间,豆油一直居于领先地位。
在2002年前,菜籽油是消费量最大的植物油,其次是豆油、花生油和棉籽油。当时大多数油是以散装毛油的形式销售,区域特征显著:东北消费豆油,长江流域消费菜油,部分南方地区消费花生油。
但是,新的食用油标准改变了这种市场结构。1992年,中国颁布了一份“色拉油”的标准,未精炼的毛油颜色浑浊,被认为是不健康的,这引发了食用油市场的细分:味道和气味不再是第一选择标准,价格开始主导消费者的购买选择。
便宜的大豆油变得更有吸引力,从2003年始,豆油取代了菜籽油成为第一大消费油种。
2016年的美国农业部数据显示,中国植物油消费构成中,豆油占44%以上,其次是菜籽油(24%),棕榈油(18%)和花生油(9%)。
在生产方面,中国并不出产棕榈油,豆油是中国最主要的食用油产品,占比近55%,而菜籽油仅占29%,花生油占11%。
进口大豆为何汹涌而入? 中国的战略和关税政策
为满足大豆需求,中国政府面临选择,油籽产品的进口政策制定并不容易。期间经历了几年的反复。
——1995年,中国取消了豆粕进口13%的增值税,以促进畜牧业的发展,确保饲料供应。结果豆粕进口急剧增加,1997/98年超过400万吨,国内大豆价格及压榨利润下降。食用油产量下降,并出现了走私增长势头。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1999年政府对豆粕进口恢复了增值税,并决定发展大豆压榨业:进口大豆在国内加工,获取压榨利润。
——中国决定实施3%的大豆单一关税政策,取代之前的征收的180%关税、40%优惠税和3%配额税率。这项决定旨在加强高附加值产品(即豆油和豆粕)的生产,同时契合中国的粮食安全战略,留下耕地用于粮食作物生产。
中国的农业贸易战略包括仅对某些“非战略”产品(大豆,肉类)增加进口,对谷物则征收关税配额。这样,农业生产可以专注于战略产品,如谷物(小麦和大米),以保持自给自足。
至此,政府做出了明确的地缘战略选择:
巴西和阿根廷的农作物种植(包括大豆)正在迅猛扩展,可以进口这些国家有价格竞争力的原料来饲养动物,以支持养殖业的发展。
如果中国不进口,由国内种植7500万吨大豆用于压榨,则将占用4000万公顷土地,同时将不得不进口至少2亿吨的粮食。
中国没有更多的可耕种土地,由于生态保护、城市化(2015年,54%的人口居住在城市)、工业化和污染,消耗、荒漠盐碱化等所造成的多重损害,三十年来可耕地面积从1.33亿公顷下降到1.2亿公顷。
为了促进大豆进口并加入WTO(世贸组织),自90年代末期,中国取消了大豆的进口关税配额,将进口关税降低到3%;豆油的进口关税从2001年的63%下降到2006年的9%,豆粕的进口关税保持在5%。
因此,自2000年以来,中国大豆产业面向世界市场开放,这与受益于关税配额的水稻,小麦或玉米产业形成鲜明对比。
大豆市场的对外开放给国内产业带来了两大主要冲击: 冲击1 国内大豆产量下降
大豆进口自90年代末以来急剧上升,到2015年,有超过8000万吨的大豆进入中国。
中国的大豆种植相比其他的主要出产国(美国,巴西和阿根廷)缺乏竞争力,因为耕地有限,产量相对较低。
生产机械化程度不高,小规模农场的竞争力低于南北美洲的大型农场。即使在土地资源相对丰富的黑龙江,大豆农场超过10公顷也不多。
生产成本不断上升,国内大豆的价格明显高于美国或巴西,数据显示,从2004年到2014年,生产成本增加了2倍。
此外,中国大豆价格保持在较高水平,因为2008年国家启动了“最低保护价收购政策”,旨在帮助处于大豆开放市场中的农民。
●2008年中国在东北地区开始对大豆实施“临时收储”,每年10月下旬或11月初发布最低保护价,从
2009/2010年到2012/2013,大豆临时收储政策连续执行了四年,直到2013/2014年度
,大豆价格稳定在4600元/吨。国内外大豆间的价格差价不断增大,压榨厂(油厂)更趋于采用进口大豆。
●2013年进口大豆均价为600美元/吨(需加征3%关税),国内主产区的大豆价格则超过750美元/吨。
因为价格高,农民很难向油厂售出大豆,有的甚至不能被国家收储,因为不符合收购的质量标准。
尽管承担着采购、仓储的费用,国家大豆储备仓库仍不断膨胀。外界评论甚至将“最低保护价”称为对进口和外国种植者的“补贴”。
中国种植的都是非转基因大豆,含油量比进口大豆低3%-5%,市场于是出现了分化:
超过60%的国产非转基因大豆用作食品(豆腐、豆浆等),而90%的进口转基因大豆用作压榨豆油和豆粕。
此外,中国大豆种植区域主要集中在北部,即东北地区和内蒙古。在1990年之前,中国的大豆压榨工厂(油厂)主要位于大豆生产地区,销售区位于南部及东南部地区。在这种模式下,大豆的价格呈北低南高。
大豆开始进口后,沿海地区建设了许多新的大豆压榨厂,产生了“北粮南运”的流通模式。位于港口附近的大豆压榨商购买国产大豆,成本更高,部分原因是中国交通运输的瓶颈。不断增加的大豆进口量随后改变了大豆贸易模式,国内大豆失去了资源优势。
无法与进口竞争,中国大豆产量自2004年以来一直在下降。2015年产量为1100万吨,产量减少了35%以上,而种植面积减少了20%以上。
然而,目前中国仍是世界排名第四的大豆生产国。产量一直维持在1.8吨/公顷左右的水平。
大豆种植面积和产量
大豆仅占中国油籽产量的23%,花生和油菜籽是第一和第二大油籽。
中国主要油籽产量
现在中国已经依赖于国外大豆,80%的消费来自进口。在国际大豆贸易中占比60%以上,大豆年进口额达350亿美元,占中国农产品进口总额的1/3。
中国主要从三个国家购买大豆,95%的进口量来自于它们:巴西49%,美国35%和阿根廷12%。
实际上这亦是互相依赖的格局:
巴西四分之三的大豆出口到中国,美国超过一半的大豆销售到中国,85%的阿根廷大豆出口到中国。
美国农业部的数据显示,2014年中国豆粕的产量约为5900万吨,高于全国5600万吨的消费量,占中国蛋白粕类总消费量的近四分之三。中国仍然是豆粕的净出口国,主要出口到日本,越南和韩国。
尽管巨量大豆被压榨,豆粕实现了自给自足,但中国仍是豆油的净进口国。2007年进口量达到280万吨,2015年下降到80万吨。
虽然自2001年以来中国提升了大豆压榨能力,但豆油需求增长得更快。
可以用另一个原因来解释着这一进口现象——豆粕和豆油压榨提取率。
中国的压榨业似乎重视豆粕甚于豆油。国内豆粕的出粕率为79%,高出国际平均值0.5%;而豆油的出油率为17.8%,
明显低于18.5%的国际平均值。
就油脂部分来看,中国的对外依存度逐年增加,主要因为巨量的大豆进口和不断增长的棕榈油进口量。
近20年来植物油对外依存率不断增长 冲击2 外资进入中国压榨业
中国的大豆压榨产能不断增长,从2001年的4000万吨增加到2015年的1.5亿吨,如果以年压榨7000万吨计算,产能明显过剩。
压榨产能最大的地区为:山东(4000万吨),江苏(2200万吨),广东(2000万吨),广西(1500万吨),辽宁(800万吨)和天津(900万吨),全部都远离大豆主产区。
自2004年以来,中国大豆压榨产业的另一个危机在于:越来越多的份额掌握在外资企业手中。
2004年4月,在大豆价格达到360美元/吨的高位时,中国的大豆压榨厂(油厂)购买了美国大豆。6个月后,价格大幅下降到190美元/吨,许多买家试图违约,但最终不得不履行合同。
高价买豆最终导致许多中国压榨企业巨额亏损和破产,国际大豆贸易商借机得以进入中国油脂压榨业。这次“大豆危机”导致了行业格局的巨变。
目前,虽然国内企业拥有三份之二的大豆压榨产能,但外资公司掌控了中国70%的进口大豆贸易量。
●美国ADM和新加坡丰益Wilmar联合投资的企业,目前是行业内最大的外资企业。丰益wilmar在中国拥有56个分支机构,年压榨量2000万吨。
●Bunge邦吉于2005年进入压榨业,在南京,天津和上海设有机构,与三维集团在日照建有合资压榨精炼厂。
●Cargill嘉吉在中国运作34家独资或合资企业,并在广东、江苏建有四家压榨厂。
国家的困局 罗辑思维罗振宇有一期就在鼓吹中国要放弃粮食自给,靠买就行了。
他可能只从经济学来看利弊,而没有从国家全局的角度来看。
粮食是特殊商品和战略物资,把中国粮食安全交给其它国家,等于把国运交给其它国家,甚至比外国驻军更加严重。
粮食这种东西,市场供应少10%,价格就会暴涨3倍以上。市场供应少20%,就会有40%的人吃不饱饭,必然引发动乱战争。
中国粮食进口量不断上升。
危急时刻,粮食、石油、黄金才是硬通货,比一般的工业产品更有价值!
美国深知这一点,对中国采取低价粮食倾销,试图让中国粮食产地减少。中国正对进口粮食产生较大的依赖。
如果我们大量从国际上进口粮食,就会造成国际粮源的紧张,粮食价格必疯狂上涨。
过度依赖国际市场,在战略上极易受制于人,在关系国家生存发展的国际竞争中处于被动。
一旦发生粮食危机,你又完全依靠进口粮食,中国将面临巨大损失。如果粮食不够,以后哭都哭不出来。
国家现在也很难! 维持高粮价,维持房地产,避免重大危机!
进口粮食占比已经超过20%了。如果城市人每月那点工资,还完车贷房贷后,面临高物价医疗价格后还要面临高粮价;加上农民种地积极性降低,耕地荒芜,这一堆人被人撺掇一时脑热,后果可想而至。
所以众多中国企业在海外疯狂买地屯田,然后卖到国内,收购了很多国外先进的农业和生物公司。
一带一路的一个重要战略就是海外种粮,巴基斯坦平原多,受印度洋暖湿季风滋润,中国在那里扶植当地农民种水稻棉花等。
土豆主粮化战略明显是为未来三大主粮减产做准备,如果我们一起吃土豆,那么耕地红线可以减少一半,如果我们吃玉米,那么耕地红线变成了十分之一。

据巴西《经济价值报》2月15日报道,最近,市场越来越感受到了“中国奇迹”的结束,中国经济增速放缓影响了大宗商品和农产品的价格走势。不过,也有人认为尽管中国经济回不到之前的增长速度,但内需的增长却可以保证食品需求增长持续。

需求方面的主要焦点毫无疑问是中国。中国是全球最大的谷物和油籽进口国。2014/15年度中国的进口量比五年前增长近一倍,达到1.25亿吨,不过2015/16年度的进口可能减少。2016年初中国政府宣布结束玉米临时收储项目,旨在降低庞大的玉米库存,国际谷物出口商正密切关注此举会如何影响中国其他饲粮进口需求。Vogel称,问题是中国如何消化庞大的库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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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西Insper商学院中国经济研究专家Roberto
Dumas说,这种情况并不意味着中国对食品的需求在减少。他认为,中国独生子女政策的结束以及
城镇化程度的提高都增加了中国的内需。“中国家庭收入在增加,因此谷物和肉类的消费会继续增加。”他说。

从进口方面来讲,非洲和中东地区的需求预计保持强劲态势。南非Agribusiness联盟农业经济学家Wandile
Sihlobo称,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地区的小麦和大豆用量将会大幅提高。以小麦为原料的食品需求增长,而使用玉米的食品需求下滑。

声明:文章内容仅供参考,并不构成投资建议。

再比如小麦,中国的小麦的产量超过了消费的100%,不过却缺少制作蛋糕和面包的优质小麦。中国政府预计到2023年中国每年将进口570万吨小麦,尽管如此,也比每年970万吨的配额要低不少。

英国金融时报本周援引荷兰合作银行的一份研究报告称,从南非德班港到中国大连港,全球主要港口一直非常忙碌,随着中产阶级的崛起,健康食品供应增加,消费需求日益增长,提振全球谷物油籽贸…

85%的阿根廷大豆出口到中国,提振全球谷物油籽贸易增至创纪录水平。更多精彩,请关注猪猪网微信公众号!

近15年,由于国内需求增加,中国肉类产量连年增长。虽然中国已经放弃肉类自给自足的目标,但仍然在鼓励国内的消费。“中国肉类需求会比本地产量要高,预计
中国对肉类的进口会比谷物的增长幅度要大。”巴西咨询机构MB Agro的Cesar de
Castro Alves说。

虽然贸易数量激增,但是价格却出现下跌,因为播种面积增加,天气条件良好,支持谷物增产,这意味着同期贸易额减少近10%,不足2000亿美元。Vogel称,由于价格下跌,同期谷物贸易额并未出现强劲增长。

不过,荷兰合作银行的谷物分析家Lief
Chian则认为,食物的消费并不意味着进口的增加。“这取决于价格及政府政策的差异”,比如尽管购买数量没有超过限额,中国政府对谷物的进口配额设置了壁垒。

从阿根廷罗萨里奥港口俄罗斯的罗斯托夫港,谷物和油籽的装运仍将忙碌,因为未来几年国际贸易将继续提升。

美国和巴西是中国农产品的最大供应国,他们已经感受到了这种压力。在2010年,美国向中国出口的农产品金额增加了18%,而从2013年开始出口额就在逐步减少。巴西的情况也相似,在2013年前面向中国的农产品出口额都在增加,而近两年也有所减少。

天气一如既往对于产量非常关键,但是货币汇率疲软的国家将会赢得更多市场份额。尤其是巴西将会提高种植面积和产量。在阿根廷和俄罗斯等国,政府政策将在播种规模和出口水平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在阿根廷,去年新总统马克里下调出口关税下调,允许阿根廷比索汇率贬值,已经大幅提高了阿根廷谷物的出口销售。罗萨里奥贸易局官员Emilce
Terr称,一年来罗萨里奥港口非常忙碌。在俄罗斯,政府征收小麦出口关税,种植户和出口商将会留神其他谷物销售的类似情况,可能制约今后的产量增幅。西佐夫称,政府的小麦出口关税措施可能影响到今后的产量,因为农户可能更加谨慎。

“如果中国可以控制债务,并且能够保证经济重新恢复平衡,那么GDP的增长会稳定在3%以下,而家庭收入和消费则会增加4%至5%,或者更多。这完全可以保证食品价格、尤其是肉类价格相对较高。但如果中国不能控制债务或者经济增长失衡的话,食品价格就会下降。”Pettis说。

莫斯科咨询机构SovEcon公司总裁安德烈西佐夫称,俄罗斯农户一直提高玉米产量,玉米单产要高于其他谷物。2015年俄罗斯小麦产量比2010年增长近50%,达到6180万吨,而玉米产量增长超过四倍,达到1320万吨。

自从巴西等农产品生产大国为了满足中国需求开始扩大产量、增加投资后,农产品的价格一直保持在历史低位,中巴的农产品成交量也都创造了历史记录。

英国金融时报本周援引荷兰合作银行的一份研究报告称,从南非德班港到中国大连港,全球主要港口一直非常忙碌,随着中产阶级的崛起,健康食品供应增加,消费需求日益增长,提振全球谷物油籽贸易增至创纪录水平。

Chian表示,美国农业部预计2015/16年中国将进口550万吨玉米,但由于双边贸易协议,90%都是从乌克兰进口,而留给其他供应商的空间就非常小了。

荷兰合作银行称,增长率最高的进口国将更加依赖国际市场。

因此,中国对食品的需求会随着中国内需增加而提高,不过进口食品的种类会从大宗商品逐步转变至肉类等高附加商品,而巴西等农产品出口大国也应尽快适应这一转变。

与此同时,美国玉米出口将会提高,因为乙醇行业的玉米需求增幅可能放慢。

中国政府已经预料到了这种状况,并在逐步突破肉类进口的贸易壁垒。上周,中国政府新认证了巴西17家肉类加工厂,这会让巴西肉类出口收入增加3.4亿美元。

据荷兰合作银行称,2014/15年度全球谷物和油籽贸易增至6.99亿吨,创下历史最高水平,比五年前增长近三分之一。

大豆有所不同,大豆的经济地位没有玉米这么高,预计大豆的进口量在未来会有所下降。而这对巴西会产生比较大的影响,因为中国是巴西最大的大豆进口国。“如今
中国大豆的需求每年会增加300至500万吨,不过以前每年会增加1000万吨到1500万吨。”巴西咨询机构AGR的合伙人Pedro
Dejneka说。

与此同时,2013年美联储结束货币宽松政策后,原油价格急剧下跌,能源出口国的货币汇率急剧下挫。这使得巴西和俄罗斯等国家的农产品出口更有竞争力,以本国货币定价的收益增加,鼓励农户生产更多的谷物。货币汇率因素使得南美和黑海地区在过去五年大幅提高出口,而美国出口一直受到美元高企的不利影响。荷兰合作银行的数据显示,巴西谷物和油籽出口激增78%,独联体国家出口增长近三倍。

北京大学教授Michael
Pettis在接受《经济价值报》采访时表示,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给经济带来了很多不平衡,不过他表示中国家庭的收入和消费可以保证需求的增加。

荷兰合作银行农产品市场研究部主管Stefan
Vogel称,我们发现亚洲和非洲等区的需求越来越旺盛,北美、南美和黑海地区的商品源源不断的出口到这些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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