票据法的国际统一化运动
各国票据法的不统一导致的法律冲突为票据的国际使用带来了法律上的障碍,规划国际商事行为的人们的任务之一就是避免法律冲突。在法律冲突中,解决法律冲突问题的方法有两种:避免冲突的方法和解决冲突的方法。19世纪后期以来,兴起了一场票据法的国际统一化运动。荷兰政府于1910年至1912年于海牙召开票据法统一会议,决议《汇票及本票统一规则》共80条,《票据法统一协定》共30条,及《支票法统一规则草案》34条,海牙会议由30国参加,尚未批准,一战爆发,票据法统一化运动因此终止。大战后,票据法统一问题旧事重提,由国际联盟理事会主持,先于1930年在日内瓦召开会议,31国参加,制定了新的统一票据法,并议定三种公约,即《统一汇票本票法公约》、《解决汇票本票法律冲突公约》、《汇票本票印花税公约》。第二次会议于1931年在日内瓦召开,制定《统一支票法公约》,《解决支票法律冲突公约》,《支票印花税公约》。综观《日内瓦统一汇票本票法》和《日内瓦统一支票法》,从其法律内容与立法体例上看,它集法、德、英美三大票据法体系之长,可称较完善的立法例。大陆法系的多数国家参加了该公约体系,而且以此为标准修改了自己的国内法;但是,英美法系国家没有参加上述公约体系,因此从国际层面上看,世界上仍然存在两大票据法体系。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统一国际票据法工作仍在继续,如1956年国际商会理事会为解决银行与顾客间由于银行术语的差异及实务上的分歧而可能遭到的复杂问题,草拟了《商业票据代收统一规则》,1967年又加以修订。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为进一步统一国际票据法,于1973年成立国际票据法工作小组,草拟了《国际票据统一法》,后又于1988年12月9日,在美国纽约订立了《联合国国际汇票和国际本票公约》。
第 1 页 国际统一实体法的法律适用问题
国际统一实体规范可说是解决国际法律冲突最理想的方法,很多学者基于此把国际统一实体规范也纳入国际私法的研究范围,但这样无疑会造成国际私法体系的庞杂,而实体法的研究也不易深入;与此同时国际实体法学科和国际私法似乎都忽略了国际统一实体法本身也有一个法律适用问题,这个问题的研究被两派学者放置到一个灰色区域,很少有人关注,而这一问题却又急待研究,因此笔者认为与其把国际实体法的实体内容统统纳入国际私法倒不如把国际私法对国际实体法律规范研究的着力点放到国际统一实体法的法律适用问题上。本文从这一思考出发,尝试对有关票据的国际统一实体规范的法律适用问题作一点粗浅的探索。
1.日内瓦统一法公约体系在中国的可适用性问题
日内瓦统一法公约体系是一个相当完善的票据法体例,但是我国并不是缔约国,而与此同时我国的票据法律却不尽完善,很多问题比如票据复本、誊本等都没有相应的规定,这种实体规定的缺失,不仅会给票据的正常使用带来困难,而且会发生准据法落空问题。因此有些学者主张把日内瓦公约的相关规定作为国际惯例补充适用到我国法律和我国参加的国际条约没有规定的领域。我国《票据法》第96条规定了国际惯例的补充适用的原则,补充适用国际惯例并不存在法律上的障碍,但是问题在于日内瓦公约规范能否算作我国法上的国际惯例?笔者认为从内容上看,日内瓦统一法公约的规定,除了关于加入和退出公约的程序性规定外,大多是关于票据的使用、票据行为的技术性规范。这种规范的确立统一了缔约各国对于票据的规范和使用,从效果上看,实质上是在各国间确立了有关票据的统一惯例。从日内瓦统一法的“立法”目的来看,它本身就是意图统一各国间关于票据使用和规制的做法,消除因各国间票据规范和票据使用的不统一对票据的国际化流通带来的障碍。日内瓦体系并不在于要制定一个各国都必须遵守的法律制度,而是力图确立一个关于票据的国际统一标准。从日内瓦统一法公约体系的适用范围上看,现在大陆法系的大多数国家和一些英美国家参加了该公约体系或者是以此为参照制定或修改了本国的票据法,并且两大票据法体系之间也出现了融合,这种融合之势必将随着商事活动的日趋国际化而更加深入。因此日内瓦统一法公约的规定已经可以被认定为国际间的惯例性做法。国际惯例的适用必须以不与我国的强行法律规范相抵触为前提,我国没有参加日内瓦统一公约体系,但是我国在制定《票据法》的时很大程度上是参照了该公约体系所确立的票据规范体系,所以我国法律和日内瓦统一法公约体系并不存在实质性的冲突,没有适用上的法律障碍。综合以上几点,笔者认为在我国法律没有规定的领域可以把日内瓦统一公约的相关规定作为国际惯例补充适用,这不仅能够为实践中急需法律规范的一些做法提供一个法律标准,有利于我国票据法律制度的完善,而且可以解决准据法的落空问题,使涉外票据纠纷得以顺利及时的解决。
第 2 页 2.《联合国国际汇票和国际本票公约》的适用问题
《联合国国际汇票和本票法公约》是联合国在国际票据法律规范方面作出的重大努力,虽然尚未生效,但在可以预见的将来有可能会发挥类似《1980年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的重要作用,因此有必要对此公约的适用问题作一点前瞻性的探索。该公约的第一条和第二条规定了公约的适用范围。从第1条的规定看,该公约只适用于载有“国际汇票”或“国际本票”标题并在文内有上述字样的国际汇票和国际本票。该公约对于可以适用的票据规定了严格的形式要件,或者说该公约力图在各国的票据法律制度之外立定一个国际统一规范体系,以此统一票据的国际使用。
从公约第2条看,该公约是适用于具有国际性的汇票和本票,要求国际汇票的四个地点:出票人签名旁示地受款人姓名旁示地付款地中至少有两个地点位于不同的国家,但不是要求位于两个不同的缔约国。而且两个地点均位于一个缔约国的境内,但不是要求必须位于同一缔约国境内。对于国际本票有着类似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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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条第3款从票据的文义性出发,规定即使上述地点有不正确或虚假的情形也不影响公约的适用。公约的适用不以票据记载的真实为前提。
国际公约的适用问题是伴随国际规范出现的新问题。深入研究国际公约的适用问题有助于充分、准确的实现国际公约的目的。在国际立法层出不穷的法律全球化时代,国际公约的适用问题越来越凸现于国际法研究的视野,我们应当对此给予充分关注。

所谓涉外票据,是指出票、背书、承兑、保证、付款等行为中,既有发生在我国境内又有发生在我国境外的票据。
涉外票据不是以持票人或出票人为外国人作为标准来界定的,而是以在同一个票据上出现了涉外的票据行为为依据的。
由于国际经济贸易的发展,不同国家之间的票据往来成为普遍现象。不同国家的票据制度有所不同,而票据行为在各国都是要式行为,必须符合法律的严格规定,而不能由当事人之间任意创设。只有符合法律规定的票据行为,才能产生票据权利义务关系,否则就可能是无效行为。比如:一张在美国开出的商业汇票,票据指定的付款人在中国。那么,这张票据的效力认定,适用哪个国家的法律?如何处理不同国家间票据法规定上的差异?如果不解决这些问题,涉外票据就无法流通,从而限制国际间的经贸往来。这就构成国际间票据关系法律适用的冲突。
我国票据法专门设立一章“涉外票据的法律适用”,解决涉外票据的法律适用原则和各项具体规定问题,关于涉外票据的法律适用的基本原则有以下几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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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缔结或参加的国际条约优先适用的原则。国际条约是国家之间或独立的关税区之间以书面方式缔结的关于确立、变更或者终止彼此之间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可以分为双边条约和多边条约。国际条约对所有缔约国具有约束力。在国际社会中,缔结或参加国际条约的国家,绝大多数均采取“国际条约优先适用”的原则,如果发生国内法与缔结或参加的国际条约规定不一致的情况,除在缔约或参加时宣布保留的条款外,优先适用国际条约。只是各国对优先适用国际条约的做法不同,有的规定可以直接适用,有的规定需要通过国内立法程序变为国内法等。我国在民商法律事务上,实际做法是通过有关法律直接规定,在某一类事务上,国际条约与国内规定不一致时,可直接适用国际条约。目前,国际上由有关国家签订并正式生效的关于票据的国际条约主要有1930年和1931年在日内瓦签署的《汇票、本票统一法公约》、《解决汇票、本票若干法律冲突公约》、《汇票、本票印花税公约》、《支票统一法公约》、《解决支票若干法律冲突公约》、《支票印花税公约》。我国尚未加入上述公约,目前不受上述公约约束。但是上述公约的有关原则已为我国票据实践活动所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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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惯例补充适用的原则。国际惯例是世界各国在长期的国际交往中经反复实践形成的为大多数国家普遍认可或者被采用的不成文的行为规范。国际惯例不是法律,也不是条约,只有经当事国认可才对该国具有约束力。在世界经济全球化的今天,我国要大力发展同世界各国的经贸关系,就必须对国际经贸往来中的国际惯例予以考虑并采用。在票据问题上也是如此,仅靠票据法和我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不可能解决涉外票据关系中的所有复杂问题。因此,票据法规定,当票据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没有规定的,可以适用国际惯例。

时效是制约很多法律关系的一项很重要因素。在票据法中,时效既是公平与效率均衡的重要体现,又能反应效率优先的主张。不同于民法上的时效,票据时效具有短期性和独立性的特征。它既不同于消灭时效又不同于除斥期间,而是一种独特的时效制度。本文结合票据实践中的票据时效期间的起算点问题以及票据期间中断是否需要提示票据等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票据法》第17条规定,我国票据时效的期间分为三种:2年的期间、6个月的期间、3个月的期间。这三种期间,分别适用于不同的票据权利。

1、二年期间之适用。有以下三种对象:

(1)汇票的持票人对出票人的权利。汇票的出票人,对持票人负有保证承兑和保证付款的义务,持票人在汇票得不到承兑或者付款时,在二年内对出票人得行使追索权;

(2)汇票的持票人对承兑人的权利。承兑人承兑汇票后,承担到期付款的责任,因此,持票人对承兑人有付款请求权。当不获付款时,持票人在二年内对承兑人有追索权;

(3)本票的持票人对出票人的权利。本票是自付证券,出票人在持票人提示见票时,必须承担付款的责任,持票人未按照本票上规定的期限提示见票请求付款的,丧失对其前手的追索权,在时效期间内对出票人有追索权。本票持票人对出票人的权利,适用2年的时效期间。

2、期间6个月的时效,适用以下二种对象:

(1)解决涉及外部票据的法律适用法则和每一项具体规定难点,国内票据时间效果与利益的之间分为两种。支票的持票人对出票人的权利。支票是委托证券,出票人对持票人承担保证从付款人处获得付款的责任,自己并不向持票人负担支付票面金额的义务,因此,持票人对出票人无付款请求权。在支票不获付款时,持票人对出票人有追索权。《票据法》第17条第1款第2项所指持票人对支票出票人的权利,为追索权,时效期间为出票日起6个月。支票的付款期限很短,持票人在很短的付款期限内不获付款时,应当尽快行使追索权,使支票关系当事人的财产关系处于确定、安全的状态,为有力促使持票人尽快追索,票据法将支票持票人的追索权时效期间,定为较短的6个月时间;

(2)持票人对前手的追索权。票据以背书转让方式进入流通状态之后,背书人与被背书人之间、最初背书人(也叫“第一背书人”)和他之后的任何背书人、被背书人或者持票人之间,形成“前手、后手”关系,各国票据法上都规定,前手对后手承担担保责任,保证转让的汇票能够得到承兑和付款,转让的本票和支票能够得到付款,否则,后手或持票人对前手得行使追索权,我国《票据法》第37条、第68条、第81条第1款、第94条第1款等,即是如此的规定。持票人对其前手行使追索权的,应当自被拒绝承兑或者被拒绝付款之日起6个月内进行,超过6个月时效期间的,追索权消灭。

3.期间为3个月的时效,仅适用于再追索权

持票人对其前手的再追索权,应当自清偿日或者被提起诉讼之日起3个月内行使。再追索权,是经其他票据权利人追索而清偿了票据债务的票据债务人,取得票据后得行使的向其前手再为追索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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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问题

1.票据时效期间的起算点。中国《民法通则》规定的时效期间的起算点一律从知道或应当知道之日起算。在民事生活中,老百姓对时效的概念不十分清晰,这样规定其起算点基本可以满足民事生活的需要。但是在票据交易中,票据权利必须是确定的,因此,其权利时效起算点也必须是确定的,如<日内瓦汇票和本票统一公约>第70条规定:汇票上对承兑人主张权利的一切诉讼,自到期日起算。《日内瓦统一支票公约》第52条则规定:持票人对支票债务人的追索权自规定的提示期限届满日起算。中国《票据法》也有从出票日起和从到期日起这些确定的起算点的规定。但追索权的起算点难以完全确定,这是因为持票人行使付款请求权的时间是一个不能完全确定的日期,确切地说,在某一时间段内,持票人均可行使票据权利。

2.票据时效期间的中断无需提示票据。对于票据期间中断是否需要提示票据,日内瓦统一票据法及日、德、法等国的票据法均未明定,中国票据法也未作规定。2000年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仅仅将中断的效力范围限定于发生时效中断事由的当事人,明确了票据时效中断的非关联性,但也未明确是否需要提示票据。票据法学者对此的观点可分为二种:一种观点持肯定说,认为提示票据是票据债权人表示行使票据权利的必要方式,而且票据时效期间的中断表示票据权利人已开始行使票据权利,因此票据时效期间有中断必需提示票据。另一种观点持否定说,认为提示票据并非是票据债权人表示行使票据权利的必要方式,实际上按照票据法的规定票据权利人行使票据权利并非都一定需要提示票据。否定说也是通说,比如被追诉人向其前手通知被诉以中断时效,他未为清偿,自然不可能收回票据,更无需提示票据。

3.票据时效完成的法律后果。综观各国立法,票据权利的时效期间较普通债权的时效期间要短得多,因而,持票人较普通债权人更容易因时效届满而丧失权利。再者,票据法对票据行为都规定了各种严格的手续,稍有疏忽,持票人就有丧失票据权利而受到损失的可能。相反,在上述情况下,票据的出票人或承兑人则可能轻易受益,这种情形既不能按民法上的侵权行为处理(因为得到利益者主观并无过错),也不能按民法上的www.56.net,不当得利来补救(因为得到利益者并非无法律上的根据)。放任这种情形发展,将导致票据持票人的权利处于极不稳定的状态。

所谓利益偿还请求权,是指票据权利因时效届满或手续欠缺而致消灭,不能达到请求付款目的时,持票人对出票人或承兑人,在后者所受利益的限制内,请求偿还其利益的权利。利益偿还请求权不是票据权利,而是票据法上的权利。尽管各国票据法都规定了相对较短的时效,但对于利益偿还请求权,规定则不尽一致。统一票据法对此未作规定,任由缔约国国内法自行规定。中国《票据法》的第18条虽然受到学界的批判,但从时效角度看,作出这样的规定是无可厚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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